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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智慧论》评范美忠

                                                胡志平

静下心来读《智慧论》可以看到这部原创性价值很高的著作，它把人类的非理性两种表现（低级本能和高级本能）以及人类进化到今天的两种理性表现（初级理性和高级理性）用不同章节描述的清清楚楚。

人的高级本能，是针对人的综合知觉积累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等传统的文化形象熏陶和感染，而形成、而沉淀的有自发行为动向的人的本能表现。这种有特定的人脑记忆内涵的高级本能，它常常在危急时刻、关键时刻不经过自觉的概念逻辑（理性）思维，即能表现出令人感动的非理性的行为特征。

下面摘录的是《智慧论》原文：

人们还记得上个世纪“中国８０年代青年”开始摆脱“非理性”英雄崇拜，并启动“理性觉醒”的一桩标志性新闻事件――“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大讨论。著名作家梁晓声如今回想这场讨论直言批评：“那场讨论是可耻的。”笔者认为，那场讨论把人性的一半不恰当地置于另一半的绝对“管理”之下，至少是不符合人脑微观介质运动科学定律的。

人在紧张时刻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只能包含模糊概念。张华看见一位老人在垂死挣扎，综合知觉不可能去分辨那老人是省长还是掏粪工。英雄只要发现那是一个“生命映象”，发现是“人”，他就有激情响应条件，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也要奋不顾身。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经得起冷静的“理性”思维运动的反反复复地来回掂量吗？据《读者》２００３年１６期载：事隔１６年之后的１９９８年，有记者感动于《拯救大兵瑞恩》的电影故事，便来到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院重提旧事，一硕士生小声回答：“从宣传出发张华该救老人，从理性出发不该救。”但是接着也有“理性”水平很高的大学生认为该救。他的“理性”思维结果是通过“科学的概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设定为‘１’。如果你救，两人都活的概率为６０％，两人一死一活的概率是２０％，两人都死的概率也是２０％。这样‘理性’地选择较大的概率，应该去救。”

人们在事后讨论张华舍身救老人的问题时，常常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理性”水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才明白梁晓声的“可耻论”的缘由。原来，在绝不应该有那么多“理性”的时候，却用“理性”水平来贬斥英雄张华的综合知觉的本色响应和本能响应；在应该充分体现“人”的感情和激情的时候，却用“理性”来充当衡量人性的唯一标准。似乎遇到那种关键时刻，谁都比张华聪明。至于因一个人的价值大于掏粪工而不值得牺牲的“理性”观点，就更不值一提了。因为不论任何人――哪怕是省长面对掏粪工，其生存的权利都是同等的，紧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这只能是英雄们才能具备的那种本色和本能的高尚。

而人的低级本能指什么？与高级本能不同，它是回归人类最原始状态的本能表现。它没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综合知觉响应方向，有类似于所有动物在危急时刻、饥饿时刻本能的行为响应状态。比如，范美忠在地震来临时扔下学生自顾逃命的表现，即是一种人类低级本能的充分诠释。

下面摘录的又是《智慧论》原文：

当人类有了那么多“概念系统积累”把我们提升为“理性人”之后，绝不要忘了你的概念积累掩盖不了童年时期就已经完成的以“主映象”记忆为核心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你没有感动过、积累过人性的善良映象和英雄的情感映象，那么，你即使有正确的理性，也只能惟一依靠复杂的概念系统经过复杂的逻辑运算，然后才能产生。而作为正确的、善良的、优秀的人格表现，你正好缺少了一半――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没有壮举――这正是当今智能技术所体现的只有理性概念和逻辑运算能力的“机器人品格”。

范美忠的虚伪还表现在：自己在危急时刻明明是一种人的低级本能表现――一种自己无法抗拒的本能表现，但却在转危为安后用“理性选择”来掩盖自己低级本能（非理性行为）已经显露的愚蠢。

所以，范美忠的行为用在纯理性层面来讨论是一场骗局。第一，会导致全社会误入“理性沼泽地”，谁也说不清其中是与非。第二，偏离了人性真相，把不能判断是非、也可以针对普通人而原谅的人的低级本能，全部理解为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的“理性选择”问题，又进一步掩盖了范美忠自己还有机会修正自己愚蠢却拿不出勇气来修正的懦弱。在学校操场上与校长交谈或清醒之后，本来可以呼唤自己的学生――甚至连这都没有做到。

范美忠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愚蠢而没有勇气承认和修正的懦弱者。他没有人的高级本能所寓含的英雄本色，他所宣扬的“理性选择”是用来掩盖自己懦弱的虚伪的理性主义。

如果范美忠真是个英雄，我建议他回学校，从头开始！

                             胡志平，200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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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点评原教育部发言人

胡志平

第一句：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有句名言：“理性就是科学，理性就是实际，理性就是实事求是。”三个判断的中间一个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中不仅包括理性还有非理性。权威人士的头脑自觉逻辑思维多一些，但自觉逻辑不能替代人类的自发逻辑。范美忠一个小人物。在危机时刻无法抗拒地表现出了自顾逃命的人类低级本能（非理性状态）。而在转危为安后却有条件启动人类高级智慧，把自己的低级本能解释为一种神圣的“理性选择”，从而挑起全社会一场偏离人性真相而以纯粹理性为命题的伦理与法律的讨论。这种理性的虚伪致无数人上当受骗。它反映出诱导这场讨论的可耻，也反映出人类理性天生拥有虚伪和逻辑陷阱功能。理性，如果加上“主义”则意味着全社会的智力倒退！王旭明能一眼看透这种理性的虚伪吗？没有，反而误入“理性沼泽地”。望王旭明平淡看待失败。

第二句：无视人类非理性状态的永恒性和客观性，就难以使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真正做到理性地判断和处理一切事务。由此又使王旭明自己的第三个判断成为伪判断，第一个判断出现主观的不严谨。未知教育部作为权威机构，像王旭明这样的头脑还有多少？真诚希望：国家教育部人人能够读一读胡志平撰写的《智慧论》。这是一部读到博士学历也难一遇的书。

第三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机器人品格是唯理性的，纯概念逻辑思维，不掺杂任何非理性因素。美国好莱坞大片早就看到了人类自己制造的“理性至上”头脑，将会反过来毁灭制造它的人类社会。范美忠，即属于中国教育界多年来坚持“理性至上”所成就的育人成果。今天，他正在挑战制造他的国家教育部。教育部用与他同样的“理性”能战胜范美忠吗？不能。该总结我们的教育了！

                              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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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重要提示：

信息公开要有序推进。前苏联最亮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起步于政府信息公开，但那是一场无丝毫改革经验且被西方舆论引导、失去自主创新力的信息公开。结果在无序的公开过程中，舆论失去控制，人心失去控制，政府公信力更加丧失，苏联共产党彻底失去人心，国家从精神分裂全面走向制度休克。终于，全国解体。结果是走了10多年弯路才明白过来：政治体制改革要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胡志平，2008年7月5日。

信息公开要有序推进。首先需要公开的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汶川大地震和赈灾过程的信息公开是成功的，然后是与历史性的腐败问题、体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渊源不深的政府工作问题可以先行公开化。除此以外的负面信息一定要坚持逐步公开。现在的情况是：极左、极右势力都在利用信息公开，唯恐天下不乱、民心不乱的人，大有人在。

                             胡志平，200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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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的实验：左脑习惯？右脑习惯？

规范高管薪酬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

                       胡志平

金融界高管薪酬出现“天价”，多数舆论觉得不合理，可是国家有关决策层和管理层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科学的办法加以规范。不满的议论越来越多，“天价”的不合理性却照样存在。

笔者在读完《决策层正在研究金融业天价薪酬“解决方案”》的报道后，也跟着一起思考这道难题。认为，还是“关键的理论问题”没有被提出。好的理论决定好的制度创新思路，好的思路又决定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可以说，金融界高管薪酬所以会出现不合理的“天价”，主要是过去学界提供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熟，或者说，是照搬西方市场经验和理论教条的结果。

在这里，可以把应该创新的理论问题与思路先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在“价值中国”谈到过，可能没给大家谈清楚）。

主张金融界高管薪酬“不要封顶”即坚持目前“天价”的，有两个理由：一是美国CEO薪酬可达到8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3000万RMB不高啊！二是高管薪酬设置终究要迈向市场化，如果人为封顶，显然不符合改革方向，不利于产生激励作用。我认为，激励一定是要的，但不科学的激励不仅起不到真实的激励作用，而且给全社会带来太大的负面效应。

高管薪酬设置市场化的含义，实际上就是CEO的劳动价值市场化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学界比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CEO薪酬设置和激励方法，似乎感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经过“大胆解放思想”，便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价值效用理论”，即对企业管理者的劳动价值，主要是用“市场效用”标准加以衡量，而不能用实际劳动量加以衡量。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是一种突破。

但是，人们忽略的问题是，即使“劳动价值效用”观点是成立的，也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而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马克思所完成的理论构建是对“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理论构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企业高管在一般强况下所从事的劳动及其价值含量，都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创建中。“常规劳动价值效用”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劳动价值衡量都将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中。目前中国的劳动价值衡量标准就比较混乱。

然而，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理论创建，是对“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理论的构建，这是我提出的，认为这才是必须创新的领域。“机会”包含着风险，也包含某种特殊条件和背景，“机会”不常在，当然是与“常规”相反的含义。

看下面几种情况：

1，美国某特大汽车公司年亏损14亿美元。企业董事会为了一年扭亏，决定以3000万美元年薪聘CEO完成扭亏目标。在这样一种薪酬设置中，对被聘人来说包含了极大风险和挑战，我们设定风险系数为10。而对招聘方来说，则包含了特殊条件下的心理期待，如果董事会急于达成14亿美元的扭亏目标，即可设定心理期待指数为10。于是判定：此薪酬设计不仅合理，且达到理想值。这一类型的薪酬设置适用于参与国际竞争、企业扭亏或企业初创。

2，在股市投资等高风险领域，由于人们事先想到应该完成的回报（心理期待）和事实上的风险都无法确切知道具体指标，于是就采取“股权激励”办法。给CEO占有1%-5%的股权，使尽心干，总的回报多，CEO就从中得到多。股权是定死的，真正的回报则根据收益总量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3，通常情况下，多数行业的企业经营成果既具备“机会劳动价值效用”也兼有“常规劳动价值效用”，所以对多数企业CEO应同时采用两种薪酬设置。当行业普遍增长时，某企业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增速，超过的那部分指标属于“机会劳动价值效用”，是真正承担了经营风险或抢抓机遇生效的部分（CEO有权分成，其它部分则属于行业增长你也增长，这是国家宏观环境起的作用，个人只可以获得“常规劳动价值效用”薪酬）。当行业普遍下降，某企业则增量，风险回报指标的算法一样。当行业普遍增长，企业增速则低于行业平均增速时，不仅没有“机会劳动价值效用”，体现“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部分也要扣减。

行业平均增速显示出的是同行无风险利益均沾的蛋糕大小。企业共有的平均市场价值，应该是“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一般体现。如果是垄断企业，则应要求国资委每年对垄断企业增速提出一个基数，来代表行业平均增速。这样，其所超出的业绩才能科学体现承担了风险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

另外，我主张体现企业高管“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不要搞封顶。而体现“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薪酬要封顶。主要按社会合理差别和平均GDP来封顶。美国今天的大型企业CEO平均薪酬1000万，但在50年前平均也不过20万。它是伴随社会总量比例增长而增长的。要历史地套用，企业高管们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再像前几年改制一样，比着外企标准生搬硬套，这样做，已经给下一步深化改革增加了巨大难度。因为吃进去了吐出来很难，又都是决策人。

当前国企高管，尤其要注意一种倾向：把“机会劳动价值效用”当作“常规劳动价值效用”固化并长期占有和享有。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取之不义、花之有愧的薪酬设计。另一种取之不义的薪酬是，风险指数不高，人们的心理期待指数也不高，但是薪酬设置则超过了相应数量。目前，金融业、通讯业等行业的薪酬设计，有的已经成了“高级大锅饭”，谈不上激励作用。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条件下，更不要打出快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旗号。你给自己的定价都没搞明白，你怎么上市叫卖？

心理期待指数和风险系数两个指标，是“机会劳动价值效用”的存在方式。同类复杂劳动或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常规劳动价值效用”的存在方式。我国多数行业的国有企业CEO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并非是年年都有。单一的“机会劳动价值效用”薪酬设置，很适用于参与国际竞争。

我多次说过，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要多以理论源头来对待，多补充创新，少采取驳斥和推翻态度。因为，很少人能轻易做到比马克思更有创意，少数观点即使现在看不合适，但再过多少年来看也许仍然是对的。建设性补充，其实就是理论创新。我身边如果有几个得力的博士生，我们很可能从理论到技术完成很多改革科研成果。可惜，身边只有几个硕士，而且还喜欢高举文凭大旗“晃动”优越感，他们只知道文凭有级别，不知道文化有深浅，这就难办了。只好依靠互联网来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一起探讨。

以上，也是提供给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参考意见。

                        胡志平，2008年5月18日。

（附录相关新闻报道）

决策层正在研究金融业天价薪酬“解决方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孙铭 2008-5-8 0:17:00

随着国内外舆论热议金融高管天价薪酬事件,决策层也迅速对此做出反应。      

5月5日上午,有关决策部门专门召开了国有重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有关问题的会议,就当前舆论关注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但是，会议之后并没有立即发布相关的会议决议。      

记者另悉，银监会日前对相关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进行了摸底调查，并要求有关机构规范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问题探源    

据有关部委人士透露，在这次国有重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会议上，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前，有关高层领导在银监会调研期间，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表示了高度关注。本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见本报4月8日头版)

    前一段时间，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已经完成并上报银监会领导。银监会领导指示有关部门要继续调研，从制度上根治高管的薪酬问题。

    对于国有保险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保监会早就注意到相关问题并着手进行规范。在2007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批评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畸形现象，随后宣布对国有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进行清查。在2008年保监会工作会议上，同样的问题再次被提及，并且将保险公司的股权激励问题一起进行规范。

银监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不单纯是工资升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问题。高管薪酬机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薪酬问题处理得好,则可能巩固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成果,推动金融机构朝市场化方向再迈重要步伐。否则,很可能动摇金融机构改革基础,使刚刚走出困境的金融机构再添新的风险。

   “金融高管薪酬问题确实很复杂，大家争来争去，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个标准如何定？”北京赛诺经典咨询公司总经理曹文认为，“国有金融机构高管如果与同级别的干部比，薪酬确实高了；但如果与国外同等规模的金融机构高管比，薪酬又很低了。”

曹文认为，目前金融高管薪酬问题，实质反映了金融国资所有者缺位的现状。虽然我国国有金融机构都有明确的股东单位，比如财政部或者汇金公司，但这两家单位都没有真正行使国有股东的全部权力，这也是我国金融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金融国资所有者的缺位，有可能导致金融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出现了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现象。 不仅是薪酬高低问题，薪酬不公平的问题也进入决策层领导的视野。    

薪酬不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营业绩有所区别，相反，经营越差的机构其高管的收入有可能越高。记者根据银行年报等渠道掌握的材料发现，在中、工、建、交和光大银行这5家由汇金公司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确实出现了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脱钩的现象。

    薪酬不公的另一方面是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拉大，而且高管的收入增幅远远大于员工的收入增幅。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行，员工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些地方员工收入比股改前还要低，基层员工看到的股改成果仅仅是行长的收入提高了，而员工的收入却下降了。基层员工如果不能感受到薪酬公平的话，则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无疑将大大增加。

事实上，有些银行已经认识到基层员工的待遇过低的问题，前不久，工行北京分行对基层员工进行了加薪。曹文分析说，金融企业的主要风险点在基层和操作层面，利润也主要由基层创造，薪酬体制必须适应这个特点，否则容易形成道德风险。

前不久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指出，国有金融企业薪酬问题主要是决定机制不合理，高管人员自己决定薪酬，容易以国外金融机构市场化的薪酬水平为参照，没有注意到我国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客观情况。

谁来决定高管薪酬    

谁来决定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董事会？还是监管部门？还是党的组织部门？

    而记者了解到，国有金融机构最担心的就是由监管部门来制定薪酬标准，因为监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其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如果由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机构的薪酬，显然这种薪酬不可能很高，缺乏竞争力，并且很可能低于市场化的薪酬水平。

而对于当前出现的金融机构高管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现状，建立明确的约束机制显然是当务之急。

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国家有可能参照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的考核方式，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考核。

在国资委的考核评价系统中，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即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并作为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企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最高的可以拿到基薪的3倍。绩效年薪的60%在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剩下的40%则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

   但有学者指出，对央企的考核与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不同，国资委是央企的“老板”，行使国有出资人的权力，但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没有作为“老板”的“金融国资委”。如果让银监会来负责考核，显然依据不足；如果让财政部或者汇金公司考核，在官本位观念浓重、尚未彻底市场化的金融行业，很有可能使业绩考核流于形式。

而且，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不少高管都是中央直接管理的“中管干部”，党的组织部门要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管理，一旦考核不合格也很难进行解聘。      

市场化环境下的考核如何与“党管干部”原则进行配套？这无疑也是对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考核面临的难题之一。      

事实已经证明，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直接干预并非良策。比如，从2006年开始，保监会就对保险公司的高管天价薪酬问题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直到现在，保险公司高管的薪酬问题依然愈演愈烈。      

对于下一步如何规范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有传言称将对高管的薪酬设置一个“封顶线”，包括工资、股权激励在内的所有收入都不能超过这个“天花板”。      

但金融机构高管对此传言反应强烈，“金融机构改革必然朝市场化的方向改，市场化必然要求高管薪酬市场化，用行政手段复归的方式对高管薪酬设限，显然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一国有银行高层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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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震惊世界：美国180度转弯

                        胡志平

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然而眼前，这场地震的破坏性结果正在向另一种结果转化。强烈地震震垮的是百万间房屋，掩埋的是数万人生命，毁掉的是千万人家园，但在不幸面前，巍然耸立起来的则是一个更加团结的中国。

团结的中国比能够波及上千公里的强烈地震，更广泛、更深刻地惊呆了世界！它让全世界看到：这个全球最大国家，在罕见的灾难到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到了在第一时间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国家总理仅仅灾后数小时即到达灾难现场，总理以身先士卒的垂范，迅速集结了地方各级官员，当夜即展开了现场救援指挥工作。此时全国各地，自愿献血者彻夜排起长队，自愿捐款数量仅三天超过14亿元。5000多个生命在黄金72小时内被从废墟中挖出；数万名重伤员被及时疏散到各地医院。灾区秩序良好，灾民们在最需要的时刻，有食物，有药品，国家领导人以其感人的亲民形象，把中国领导人的人性光辉播撒到了每个灾民的心里。中央一声“举全国之力”的命令，无一个省、直辖市没有积极响应。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美国、英国等各国主要媒体均以“反应快速”、“应急有效”对中国震后表现发出赞叹。5月15日，为辱华事件是否正式道歉迟疑很久的CNN总裁，终于下决心把含羞的道歉书递交给中国外交部。同一时刻，美国商务部部长访华，首次承认并恳切提出：“美国不阻击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美国需要并且欢迎中资企业大量投资美国。”

美国高层究竟从中国灾难发生后的公开信息中看出了什么？

准确的答案，应该是美联社记者的慨叹：“在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大约有2万军人集结到了地震灾区，立即挖掘死难者、搜寻受伤者，而多达3万的绿、橙、白救援队伍在军用飞机以及军用卡车的帮助下正在驰援。这种快速动员，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已经将灾难救援放在突出的位置，也向世界展示：他们对北京奥运期间的任何突发事件都会有充分准备的。”

汶川地震发生前，笔者曾说：“CNN仅用101个字向在美国的华人表示歉意，说明他们指盼中国境内的‘戏’还没有演完。CNN对中国还有梦，但不是奥运梦。”现在，则应该是CNN梦醒时刻了，因为，美国国会和政府都看到需要重新面对中国现实，需要180度的转弯。

实际上，令美国国会的金融家议员和财团议员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党中央部署的另一个“抗震”指挥部的有效工作，即以李克强为“一线总指挥”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他与温家宝总理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一致、团结呼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共同承担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工作。

李克强指挥的队伍也同样是在克服困难抵达经济地震的“震中地带”。已经初步发现广东的经济总量忽然多出2800亿元，北京多出约2000亿元，上海多出约600亿元，另有重点目标以及地下钱庄还在普查中。这些多出来的经济总量，是否是相比正常的投资“流动性”多几倍频率、并引发房产市场、资本市场和汇兑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的“游资”？笔者不能做肯定回答。有一点是肯定的，凡在中国市场流通的人民币，必须遵守中国的货币管理制度。那究竟是外资还是中资，要按中国法律认定。

我们知道，确实有某些国家信奉经济学的“坏币效应”，他们把多印的、贬值的国际货币输入到他国资本市场、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而转变成该国货币，持续针对该国发生着“坏币效应”。我们知道，中国宏观经济这一年多来情况十分复杂、异常，国内通胀、货币贬值，而人民币兑美元则不断升值，在出口紧缩，CPI高企时，美联储的每次降息都无异于是给中国经济“紧一扣”，给中国工薪阶层期望增加工资的愿望“紧一扣”，逼得中国好苦！逼得工薪阶层好苦！逼得温总理好苦！我们知道，普查后多出的经济总量集中在中国“精英阶层”创办的第三产业即咨询公司或基金组织。我们知道，“坏币效应”最初像击鼓传花一样，它能强化“流动性”，如果被暗中有组织的进出资本市场、房产市场，它随时可以引发股市震荡、房市高企，乃至最终的股市崩溃和房产塌陷，最后，比汶川地震破坏性更强大。我们也知道，经济学掌握在不同经济学权威手里，或是人民福祉或是国家灾难。不爱国，宁无学！

如今，“改革开放”四个字成了所有人的“法宝”。邓小平用它开创了中国新局面；胡锦涛用它祈愿中华民族复兴；亿万人民用它盼望收获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还有人用它是想浑水摸鱼，否则就指定你“反对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圣经》，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谈改革开放。

由美国国会议员策划的风险基金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掠夺，先后在日本、泰国、韩国频频得手。美国风险基金经历了它的黄金岁月，这一次却在中国不幸失手，即：不可能再按预期时间撤资。眼前，对美国国会的银行家来说只剩下一条“希望之路”：与中国高层达成欢迎中资企业大批投资美国的合法路径，其中自然也包括使某些完成了盈利或没有盈利的“基金”，回到美国去寻求股份转移，和从长计议。

下个月，中美两国建设性伙伴战略谈判将至，美国政府怀抱着国会银行家们的期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怕甚至把国有企业搬到美国的地盘上去检验这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领导者”是否永远是双重标准。我们警告：文化底蕴还没有达到足够深度的美国，能像中国一样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也当做本国的价值观。不要忘记自己近几年对中国经济所干的欺人太甚之举，更不要利用什么北京奥运成功不成功或别的条件要挟中国。

中国计算过本轮“过招”的最坏结果：大不了得罪几个西方国家，然后静下心来利用内需潜力发展三年。而此时，也正好是中国领导人与人民上下团结一致、赢得解决国内问题的大好时机。等不到三年，中国刚刚把廉政制度、良性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理出头绪来，还顾不上理会美国时，它又会像过去一样重新找上门来与中国修好。

美国，有他国不久就能超越的先进科技，却没有文化底蕴使它能在别人占领中国市场时，也沉得住气等上三年！而团结的中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忍耐，都能自强不息，都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但愿美国的180度转弯是表里如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