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南雁文稿：《“主流”学者和舆论一起向右转》
关键词： 主流经济学家一起向右转 第二代经济学家素质转帖南雁文稿：《“主流”学者和舆论一起向右转》
【本主页按】中国改革前途亟待第二代经济学家崛起
南雁的这篇犀利文稿是从博客网首页上发现的。如果文中所引主流学者的言论不是断章取义，这篇文稿就值得高度重视。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出六个问题：
其一，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经济学家依靠手中掌握的唯一学识----西方现代经济学，走不了多远。在自由资本上升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可以管用，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这批著名经济学家正在转变成“倾向美国的政治学家”。不知道经济学家是否应该懂一点心理学？当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在实践中受挫时，心理压力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打破原有认知体系自主创新；要么迁怒于祖国文化和中央政府，期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那些当初以为建立了企业破产机制就能解决企业效率等一切问题的人，今天也会同样认为：把国有资产全部分光就会有一片光明前途。
其二，以美国的发达现状为大前提，并依靠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判断中国的改革前途，这样做，无法自检理论错误。比如：美国现在的经济稳定发展状态，主要是依靠中产阶级壮大、社会保障体系达到较高水平、科技发达三种因素来支撑的。而美国中产阶级达到占人口30%左右经历了100多年的过程；社会保障（失业）收入超过世界中等富裕生活收入也经历了很长过程。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低保收入即使很完善，也只能解决人道问题，还不能像美国的社保体系一样能够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中国的稳定发展能寄望于在两极分化中耐心等待中产阶级经过100年时间的壮大过程么？能寄望于在短期内社保体系完善到使失业收入超过中等富裕水平么？更能寄望于完全彻底地回到别人200年前的道路从头开始么？
其三，对毛恨之太甚的人，其思想也走不了多远。应该指出：我国学者的成名之路部分操纵在美国政府手中。这种机制很不正常。对在祖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人才评价机制完全是一副丧失国格的媚态！应该认识到，美国自然科学、企业管理仍然比我们先进，但目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则已经落后于中国。应该指出：近几年对人才的选拔标准过分突出了两条：一是在需要“拿来主义”的背景下只强调“记住了别人的知识点有多少？”二是在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背景下只重视“个人意志力”表现。结果明明知识体系有缺陷，也没有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勇敢承认。
其四，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经济学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他们是在邓小平倡导“杀出一条血路”的宏伟气魄鼓励下做出的成绩。这一代经济学家的涌现是当时突破僵化思想的需要。他们的优势是心中有恨，也有胆量，大刀阔斧地推行西方现代经济学。此外记忆力很好，很适应“拿来主义”时代照搬别人的时代要求。不过他们的理论观点又显得太粗放，不善于结合中国特色修正理论的偏差，思想精度不够好。尤其是当自己的观点受挫时，便一齐转向谋求政治途径解决经济问题。后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功劳。但也提醒：国家所给予的名誉、地位、收入也对得起他们。比起没有洋帽子、学识水平远在他们之上、且仍然无名分、无地位、却十分爱祖国的人，他们更应该爱中国而不是别国。
其五，第一代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现存经济制度是“权力资本主义”的判定是错误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是“权力”，地方政府过多干预是“权力”，那么，产权私有化之后可以决定一切资本效用权就不存在权力问题？“权力资本主义”矛头指向谁呢？界定方法犯了低级错误嘛！我们还是应该在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受挫时，不必浮躁，耐心研究一下一个小人物提出的“资本效用权”和“资本效用制度”问题。总是在产权决定一切的思路上走下去，不转弯，这样很不好。
其六，中国改革前途亟待第二代经济学家的崛起。第二代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要求是：立足于中国特色，善于接受西方先进成果；一部分人精通哲学思维方法，一部分人精通数学方法；不固守单一知识体系不变，善于自主创新而不是只会拿来主义；敏于在经济领域范围内解决经济问题，善于发现和阻止经济问题被酿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主张用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一部分人）和激变方式解决发展前途问题。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 “主流”学者和舆论一起向右转
作者： 南雁 | 2005年10月25日13时07分 |
笔者从1999年研究一下专家平台，主要针对国内专家在GCD的大盘子里，一盘散沙的局面连个体户都不如，各买各的萝卜大葱都不行，还得互相掐。难怪老毛瞧不上他们。
2001年给山东社科写出《中产阶级分析》时，发现中产阶级还没有结冰就融化了，并觉得主流专家政治话语特乱。笔者对主流精英的看法是，中国真交给他们手里可就砸了。笔者2002年在《中国报道》中写出《媒体失缺公信》。2002年因主流学者、媒体和老板共谋来欺压工农，笔者在《时代潮》写了《草根族——弱势群体》，只是同情一下工农。
2002年有机构向笔者外调学界一干人士是不是有反D思想。这可是大大原则，我得慎重。我认为“借他两胆他也不敢反G，他们不必反G啊，捡个便宜反毛就得了，举一反三便宜透了，反毛就即反马列主义，也反历史唯物主义，又反了社会主义，又不受天罚。这些人讲最大利益化吗，也出积年的一口恶气。”
关于反毛
“主流学者”是极力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李慎之说：“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怀念李慎之》，任不寐文）李可以说是反毛的英雄，说毛主席是“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同上，戴煌文）。胡绳把毛主席说成是“民粹主义者”。李慎之威胁道：“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人称“曹破产”的曹思源，想让GCD改名叫社会党，他的著作《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人间正道——私有化》，开十四大的时候冲过警戒线，直接把两本书递给江泽民。曹一直把他英雄壮举当成一个故事来吹。钱理群埋怨：“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怀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学者”用假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就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邓伍文的文章讲：“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怀念李慎之》）
王东京不遗余力在北京炒作出“张五常热”等。张五常说：“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张五常讲：“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张五常大讲：“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中国经济大论战》第8集，程恩富文）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他还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2004年12月12日）。何伟质问：“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何现在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疯狂鼓吹“告别崇高”的王蒙充满阶级仇恨地咒骂：“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交锋》268页）
厉以宁宣传：“合资、外资企业产品主导市场，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华商时报》1997年3月7日）厉以宁公开以狡辩的方式，反对贫富悬殊的问题：“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侯若石文）张维迎宣称：“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观点：任何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不是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资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由企业制度的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搜狐财经》2004年10月24日）
他们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吴敬琏讲：“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劳动者拿了工资，他的贡献是工资补偿的，资本利润是对资本的补偿，所以资本是谁的，利润就是谁的。”（《战略论坛》2001年10月10日）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交锋》第421页）吴敬琏说，由于“GCD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极力赞扬：“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吴敬琏宣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即经理）。”（《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3日，侯若石文）文革前1964年学术大批判中间，彭真、康生等人领导学术大批判，于光远等人就跳出来向孙冶方发难，吴敬琏和张卓元是两个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任仲夷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国家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
李君如把 “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魏杰说：“国有与非国有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否的标准”（《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5日）厉有为公开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制造根据：“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交锋》第361页）由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GCD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第276、163、164页）。
例如他们同样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李锐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他们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何炼成讲；“我主张非国有化”，主张“废除国家所有制形式”（《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王珏写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有企业的天下。”因此，“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理论动态》2004年10月30日）。樊纲提出：“国有资本要从企业形态上退出，转移到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的社会保障上，比如建桥、修路等”（《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梁守民认为：“国企要改革，要把企业财产落实到每个实实在在的资本所有者身上，（这个过程称之为‘民营化’或‘国退民进’只是个名称、概念而已），几乎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新浪财经》2004年10月21日）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些公共财产就算他们的。”（《人民网》2004年10月2日）张寒松叫嚷：“我们认为，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元旦的评论员文章说：“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而言，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实现角色切换，已不成其为问题”。“当民营经济抢占了先机，更多地掌握了主动之后，经济格局的演变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张贤亮写道：“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焦点对话》第111页）
关于媚态
他们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当美英帝国主义的奴才。茅于轼、许良英写道：“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怀念李慎之〉）李郁的文章提出：“全球化要以西方文明为基础”（同上）。茅于轼2003年香港访问期间对台湾问题大放獗词：台湾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张五常叫嚷：“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李慎之竟然说出这种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我们党一再强调我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光远却公开唱反调：“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7月8日）
他们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我们党都一直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主旋律，田纪云却大唱反调，向人民群众宣传“个人利益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旗帜》2004年10月6日）。于光远图谋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写道：“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7月8日）。陈志武说：“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维系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化的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最长的也是私有，因为这是最接近人性的。”（《新浪财经》2004年9月20日）
他们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GCD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交锋》第364页）王延效的文章讲：“‘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如何培育一个能够支撑起民主和法制的中产阶级？’因此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大方向不能动摇，对此不容有丝毫的质疑。”（《新浪财经》2004年10月11日）为了给培植新资产阶级创造有利的环境，他们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原理，刘吉认为，私营企业和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
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大讲“补资本主义课”那一套，竟能赢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掌声；都说明他们已嚣张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欺压工农
晓亮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未必是坏事”（《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主流学者”往往倾向于以资为本。陆学艺等提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7页）。
他们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张曙光说：“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社会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王珏认为，工人是主人翁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经济参考报》1997年10月7日）。周其仁写道：“我认为现在上百万工人下岗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的。它告诉年轻一代劳动力，铁饭碗是靠不住的。”（《经济消息报》1997年7月25日）陆学艺等则将当今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把工人、农民、下岗职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7页）
邢贲思当年曾是宣传实践标准最积极的学者之一，可到后来却把脸一翻，在《人民日报》大讲一种理论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座标”。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编者则更直接地称之为“重要标准”（《解放日报》1992年5月7日）
戴园晨写道：“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的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他这是在公开夸耀“主流学者”一开始只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等被接受搞起市场经济以后，再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因此公有制应当退出竞争领域之类骗术，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公开嘲笑善良的人们受了他们那种一开始只提改革原有体制中的弊端，随后只提私营经济是有益补充，最后再提改革所有制、实行私有化伎俩的欺骗，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中央党校张勤德对上文有贡献）
主流学者宣扬中国和西方国家搞“三共”（共赢、共存、共荣），实际上对世界形势看走了眼，自以为经济上去了，可以赛过日本，可以当美国的马仔。通观10年来主流精英所走右倾道路，毫不客气地说：媒体绝没起好的做用，学者语不惊死不休，反毛、媚美、欺压工农，就越过做人的底线。老百姓叫不说人话。
什么是改革呢？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自然也是改革之本；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那种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把指导思想搞混乱了，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自由化改革就是搞和平演变。
经过27年改革，两极分化不断拉大，基尼糸数0.54-0.56(潘岳）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诸侯经济继续座大，中央的宏观调控弱化；过度依赖外资、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损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泛滥成灾，一切向钱看，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房改，教改，医改，号称当代的三座大山，可比资本主义可利害多了。李强最近分析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inverted Tshapedsocial structure）。李强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分析数据，吃惊地发现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的分隔。倒“丁”字结构比金字塔结构还要差，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李强解释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结构。倒丁字型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中国社会要想最终从“紧张”走入“宽松”，都需要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孙立平说：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孙立平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
中央党校周天勇在比较中美财政支出中发现，中国财政支出膨胀最大的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占财政总支出50%，美国占17%，萎缩最快是社保、医疗和教育，只有25%。恰恰这是社会最需要的。美国最大就公众福利和社保这大块，占75%。
郎咸平2005年10月1日到墨尔本讲演时直抱怨，自以他芝加哥学派门生，沃顿商学院教授之身，自认为是正宗资本主义金融家，楞在大陆被封为左派。郎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断定大陆搞那套“权力资本主义”肯定是右的，是不行的。
tny0374@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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